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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南开区相声队同时在天乐戏院和河东地道外的胜芳剧场演出,演员们真够累的。就说魏文亮,在“天乐”和“胜芳”各演两场,这就需要赶场,两个剧场来回跑。这天是1963年的2月12日,从“胜芳”下了场就往“天乐”赶。路不算太远,过地道再过解放桥就快到了。因为他赶得太快,到了劝业场就已经满头大汗了。“天乐”在劝业场的六楼,他应该坐电梯,但他没坐。在电梯的门口站着一位漂亮的姑娘。这姑娘瓜子儿脸,皮肤白皙,脸上带着甜甜的微笑。她留着两条大辫子穿一件对襟烟色小棉袄,戴一条丝织的、红白相间图案的围巾,一端搭在胸前,一端披在肩后。苗条的身材,显得婷婷玉立。魏文亮看了这姑娘一眼,就很快地把头低下了。如此好看的姑娘,他不是不想看。他已经二十有三,是个大小伙子了,哪能盯着人家大姑娘看个没完:“请问,是不是等半天了?”借着说话的机会,他仔细地端详了这位漂亮的姑娘。
姑娘落落大方,回答说:“电梯刚刚上去。”
“刚上去?”不能误了场,他决定爬楼梯。已经转过身子,又把头转了过来,对姑娘说,“再见!”然后就跑上了楼梯。听着噌噌的脚步声,姑娘嫣然一笑,自言自语:“瞧他,挺腼腆的。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魏文亮是有急事,赶场能不急吗?进了“天乐”的后台,他就是一惊:咦?这不是在楼下见到的那位姑娘吗?她怎么进了后台?
“文亮来了。”说话的是陈永清(阎笑儒的徒弟),“来,我给介绍介绍,他是魏文亮,她叫刘婉华。”
“你好!”刘婉华很是大方,把手伸了过来。
魏文亮也伸出了手:“你好。”
“文亮,”陈永清说,“婉华是我的老同学。咱出门儿不是要请个报幕的吗?找的就是她。”
“欢迎,欢迎。”魏文亮笑着,“回头再说话,该我接场了。”说完就去换大褂了。
望着他的背影,刘婉华心想:这小伙子,挺有意思的。
刘婉华所以来到“天乐”,正如陈永清所说,相声队就要去外地演出了,先到南京,然后往北走,先后要到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四个省,在几个大城市都有演出任务。应该有个报幕员,何况是去外地。团里准备物色一个合适的,也是巧了,就在三天前,在和平路,陈永清与刘婉华邂逅。他俩是中学的同学,已经有几年没见面了。老同学见面当然要叙叙旧,陈永清讲了他在南开区曲艺团工作。对于刘婉华来说,“曲艺”是一个很陌生的词。否则她就不会问:“什么是曲艺?”
“就是大鼓、坠子什么的。”陈永清回答。
“什么是大鼓?”刘婉华刨根问底。
陈永清的回答是“唱”,以“唱”来解释大鼓:“丑末寅初,日转扶桑,我猛抬头,见天上星,星拱斗……”
他唱的是京韵大鼓《丑末寅初》。
“挺好听的。”刘婉华说。
“哦,曲艺里还有相声。”
“相声?也很好听,还很有意思。”
“我就是说相声的。对了,我们相声队就要出门儿了,去南京、徐州、郑州、德州……正缺少个报幕员,你来。”
“让我报幕?”
“就当你出去跟我们玩一趟,顺便也了解了解什么是曲艺,什么是相声。你有工夫就到‘天乐’来看看。我们的演员正在‘天乐’演出呢!”
今天,刘婉华来了。
刘婉华也有很多的故事。
刘婉华出生于1944年。父亲是民族工商业者(解放后是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委员)。他为人正直,不赌不嫖不吸烟甚至滴酒不沾,没有一点儿不良的嗜好。结婚后,妻子一连给他生了四个女孩儿。中国的传统观念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说。何况他也希望能有儿子来继承家业。依当时的社会情况,依他家的经济状况,他完全可以纳一房甚至两三房的妾,为他生子。但他没有再娶,而是娶一而终。他很爱学习,小时候在私塾所学过的知识,显然不够用,于是他开始学习英语和化学。当然是为了他的事业。除了工作,唯一的嗜好就是看京剧。他看过四大名旦的戏,看过四大须生的戏。女儿沾了父亲的光,经常随他去中国大戏院,去新华戏院看京剧名家的演出。父亲正直,母亲则贤惠。出生在农村的母亲有着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尽管她家有几名佣人,然而她能干的活计绝不支使佣人去干。一根针一条线缝制出了孩子们身上的衣裳。丈夫喜欢穿的中式服装,都是她亲手做的。她是一位阔太太,又有谁能够想到她经常纳鞋底,给孩子们做鞋穿呢?
她家的条件很优越,住在承德道上的一幢小洋楼里。房子当然是非常的讲究,菲律宾木的地板总是油光铮亮,半人多高的护墙板上没有一点点灰尘。她家有辆小汽车,就是她和姐姐上学也有专车接送。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很容易产生一种优越感。但她没有,她所继承的是父亲的正直和母亲的勤奋。她上中学时,学习很出色,在班里总是前几名。而且她很喜欢文艺,学校有什么活动,比如开学典礼举行升旗仪式,总是她当司仪。1959年,她中学毕业了。一些专业的文艺演出团体来她所在的第57中学挑选演员,她同时被海军政治部歌舞团和河北省选中。应该说她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可是她太希望快一点进文艺团体了。先接到了河北省的通知,尽管父亲母亲不希望她干文艺这一行,可还拧不过她。于是,只有15岁的她只身一人来到当时河北省省会的所在地保定市,成了歌舞团的一名演员。
初进歌舞团,团领导根据她的嗓音条件,决定让她搞声乐,唱歌剧。但,时过不久就有了变化,在练功的时候,她很刻苦,而且腰、腿也好,前踢腿、后踢腿都能踢到头部。她虽然只有15岁,可她的个子比较高,腿也长,身材又苗条。于是领导安排她进了舞蹈队。跳西藏舞、跳蒙古舞、跳《孔雀舞》、跳《春到茶山》……只要跳群舞,她都是领舞。除此,她还兼着报幕员的工作。小荷初露尖尖角,应该说她是很有发展、很有前途的。然而,就在她风华正茂,蒸蒸日上的时候,她病倒了。那是在困难的度荒时期,由于缺乏营养,练功的强度又很大,她患了肝炎。很是可惜,歌舞团就要去全国巡回演出了,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一个人留守在保定市的团部。
人就是这样,或许是因为一次小小的变故,就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是的,刘婉华就是这样的。这期间,她很意外地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著名的画家黄胄,一个是木刻家艾炎。
那是1961年6月的一天,她正在宿舍里看书,歌舞团一位负责后勤工作的副团长叩响了她住的宿舍的门。在副团长的身后,站着一位中年女同志。原来这女同志姓张,是河北省文化厅的。女同志看见了放在床上的书,问:“《红旗谱》,小刘,是你看的?”
刘婉华点了点头:“嗯。”
“知道这本书是谁写的?”
“梁斌。”
“好看不好看?”
“当然好看了。”“这本书的插图是谁画的,知道不?”
刘婉华摇头:“不知道。”
“黄胄。”
“黄胄?”
“画家。”女同志上下打量着刘婉华,“合适,挺合适的。”
刘婉华听了就眨了眨眼,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同志。
女同志笑了:“我说话是不是前言不搭后语?是这么档子事,梁斌又写了《红旗谱》的序篇,这部书叫《播火记》。他还是请黄胄作插图。黄胄要找个模特儿,我看你很合适。”
什么是模特,刘婉华根本就不懂。所以她睁大了眼一眨不眨。
副团长插了话,说:“黄胄不是给《播火记》作插图,他要画画吗?你就是‘样子’,他就照着你画。你愿意不愿意?”
刘婉华听了就点了头。她很愿意,的确,演员们都出去演出了,只有她一个人留在团里,也是腻烦。何况是为了给梁斌的书画插图,又是画家黄胄画,她当然愿意。
于是,她跟着女同志到了河北省交际处,见到了黄胄。
黄胄稍胖,慈眉善目的。他是北京军区政治部的创作员。见到了刘婉华,他笑着说:“给我当模特儿,很辛苦。”刘婉华应该说“不辛苦”或是“没关系”什么的。可是她没说这些,而是说:“听您说话,这口音怎么跟我爸妈说话差不多?”
“是吗?”黄胄问,“你爸妈是哪里的人?”
“清苑县。”
“我是蠡县人,都是保定地区的。咱还是老乡呢!”
黄胄说话很随和,也很风趣,几句话就缩短了和刘婉华的距离。他就拿刘婉华当个孩子,刘婉华也确实是个孩子,才刚刚17岁嘛!然而,她工作起来却是认真的,出色的。黄胄以她当模特儿画的头幅画不是《播火记》里的插图,大概是黄胄要考验她这个模特儿合格还是不合格吧,而后对她说:“我要画的是一个维吾尔族姑娘,这姑娘能歌善舞,但我不画她跳舞,而是画她怀里抱着一把长长绿绿的嫩草,旁边是一头温顺的小毛驴,在地上卧着。你呢,抱着这把青草去喂这头小毛驴,你明白吗?”
刘婉华点头:“明白。”
“那你就化化妆,扮成这位维吾尔族姑娘,我画。怎么样?”
“行。”刘婉华应得很干脆。
歌舞团有服装,也有地方画。刘婉华化了妆,俨然一位维吾尔族的姑娘。她抱着一把长长的、绿绿的草,身边是一头黑色的小毛驴。人好看,服装好看,景好看,黄胄所设计,而是由刘婉华所完成的造型更是好看,很有风采。
“好!好得很!”黄胄很满意,他满意这景,满意这造型,更满意刘婉华这个不是模特儿的“模特儿”。是,根本就不用他嘱咐,刘婉华微微地笑着,笑得很自然,也很纯真。黄胄铺开画板,拿起画笔,开始画了。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刘婉华不自觉地动了动。黄胄说:“是不是累了?要不你活动活动,歇一会儿。”
“不累,不用歇。”刘婉华说,“您接着画吧。”
“不累就不要动,模特儿是不能乱动的。”
说话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黄胄已经把这位老人介绍给刘婉华了,说这位老人叫艾炎,是全国有名的木刻家,他也跟艾炎学习过作画。艾炎说一口带有广东味儿的普通话,慢条斯理的,和蔼可亲。
刘婉华说不动就真没动。她是跳舞蹈的,对于控制“不动”,是很有功力的。一直到黄胄画完了这张《维吾尔族姑娘和小毛驴》,她基本没动。看着这幅画,她说:“真棒!”
黄胄问:“喜欢吗?”
“喜欢。”
“送给你了。”
“真的?”
“当然,你看。”
刘婉华看见了,就在这张画的右上边,有“送给婉华小同志”这几个字。她高兴得跳了起来,然后规规矩矩地给黄胄鞠了一个深深的躬,说:“黄老师,谢谢您了。”
“谢什么?”黄胄的心思已经在他要作的第二幅画里了。“小婉华,在旧社会有一个青年妇女,她的生活很贫困,嫁给了一个同样是很穷的男人。没有多少日子,她的男人得了重病,没有钱医治,结果死了。这个少妇的生活就更没有依靠了。她几乎每天都要跑到男人的坟头儿去哭。小婉华,我要作这幅画。你就是这个少妇,可你能不能把这个少妇凄凉的心情表现出来呢?”
“能!”
刘婉华回答得斩钉截铁。她找了服装。是一件带大襟的破褂子,一条打了补丁的破裤子,自己又把头发盘了上去,并在脸上画几笔。她跪在了一座坟前,想起了黄胄所讲的那个悲惨的情节,她就掉下了眼泪。悲痛欲绝,感情真挚。
“好!”黄胄兴奋不已,“好!太好了!”
她是一个好“模特儿”,也是因为她是一个演员,有着丰富的感情,更有着丰富的理解力和表现力。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黄胄很喜欢小婉华,艾炎也同样喜欢这个孩子。不同于黄胄,艾炎是一个“右派分子”。他来河北农场是接受“改造”的。已经有60岁了,他只身来到了这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黄胄带着刘婉华几乎每天都来农场作画,这两个不是亲人的人却胜似亲人,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满足。他是个做学问的人,在农场不能作画了,他就写,用心用血写出了一部电影剧本。这个剧本写得很感人,是写西藏人民二十世纪初的历史。但是一个“右派分子”的剧本,就是写得再好也是不能拍摄的。他当然希望剧本能拍摄,但拍不了,他只好念给还是个孩子的刘婉华听。也是因为剧本写得好,刘婉华听着,一颗心跳动着,随着剧情的发展变化,或惊或怒或悲在她的脸上都表现出来了。毫无疑问,她听着剧本,就像是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她为剧情而感动,于是老人家得到了慰藉。他感激刘婉华认认真真地听他的剧本。刘婉华说:“您写得太好了,多生动啊!”他听了居然老泪纵横。他是一位好的木刻家,也是一位好的画家。他以刘婉华为模特儿,作了一幅木刻画《阳光下的少女》。并在这幅画上也写上了“婉华小同志”这几个字。而后把这幅木刻画送给了画中的小姑娘——刘婉华。(很遗憾的是这两幅画,刘婉华精心保存了几年后,在“文革”中丢失了。)
刘婉华在保定市认识了艾炎,认识了黄胄,还通过艾炎、黄胄认识了一位叫安伟的,安伟就像艾炎、黄胄一样喜欢这个很纯洁,很可爱的女孩子。一天安伟突然对她说:“小婉华,你应该去部队文工团。你的性格也很适合在部队。你的功夫(基本功)及个人的条件又非常好,应该去部队。在部队文工团里你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练,也能够充分地展示你的才华。”刘婉华并没有后悔当时没去海政歌舞团,可还是把当时海政和河北省两个歌舞团都要她的情况说了。安伟说:“如果你想进部队的文工团,我带你去趟北京。”
“您让我想想,行吗?”
“怎么不行呢?不过这可是一件大事,进了部队跟在地方可就不一样了。应该好好想想的。”
刘婉华认真地想了。她觉得安伟说得对,到部队能够进一步得到锻练。而且北京比保定离家近一点儿。于是就决定:跟安伟去了北京。原来安伟是部队的一位首长,就把她介绍给了他的战友,一个部队文工团的团长卢永。在文工团的排练房里,她跳了一段舞剧《小刀会》中的领舞,又跳了名为《昌都民间》的西藏舞和河北地方舞《拉花》。她跳完舞之后又唱了歌,卢永对她非常满意。然而,她终究是河北省的人,这就牵扯到了部队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卢永希望她能回保定跟团领导商量商量,征得团里的同意,部队再吸收她,让她成为一名军人。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歌舞团不同意。人才嘛,哪能轻易放走?为了留住她,文化局的蔡局长甚至提出要再培养她,说:“你的身体不好,如果跳不了舞,我们还可以送你进音乐学院学钢琴。”她没有答应,进部队文工团的心似乎铁了,她毅然辞职,回到了天津。而且就在天津等着部队文工团的通知。刘婉华绝对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邂逅了老同学陈永清。更没有想到陈永清请她给相声队报幕。而这一突然情况的出现,也就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