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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生活和练功生涯
一开始我爸爸算“516分子”监督改造(文革中错划的一派群众组织的代号,牵连者极广)。一年多后逐渐就没人管了,我就操持家务。我母亲心脏不好,也不会干活,烧大锅,蹲下都困难,就得我做饭、洗衣服、做被子。
我养鸡,种好些个蓖麻,蓖麻子晒干了四斤换一斤油,那时候一个人一个月供应半斤豆油。后来六家都回城了,就剩我一家了,那五家的地都是我的,就大面积的种。
我爸爸那170元也照常发,我那工资不给,但是170块钱四口人富富余余的。我那鸡蛋就是整洗澡盆,一盆一盆的(装着),有的是。但是没人会做客人踏进我的门。
我隐隐约约感觉将来不管把我送哪儿,我要会点节目,我给人说活,我教点学生我也是一门手艺、技术。有时我就练功,包括在院子里我把地平了,闲下来的时候翻跟头,背贯口(相声作品里要求一口气说出来的部分),唱快板。
我们老头在家时,他一人坐那儿,我就问他,当年有一个《怯进京》我没听过,您给我说说,这活谁谁谁哪位老先生使得好,他是怎么使的,他就给我打头理。
我感觉这有意思,我就记。有好多的以前不爱说的或者没工夫说的,他有充分的时间给你说。他从农村回来后,你再想跟他学点东西很难,因为他没有时间,他除了演出、开会就是有客人,去政协这个会那个会。
他不爱听我也给他说。我说:“我给您唱一段快板《百鸟朝凤》您听听。”“行,甭唱了。”“不行,我唱。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唱。”
那几年,把原来会的东西复习一遍,别人脑子里都是新词,“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谁怕谁。”我现在也能说出一大堆这种词来,我还没演这个,何况他们演的,一下就演十来年,把他原来会的那个东西就淡了。
农村后来成立宣传队,请下放的咱当老师,也有的跟着掺合演一个,他们找苏文茂,苏文茂跟着一起排,给人家也演,不可能叫我们。我就把过去的那些段子,重新复习复习。
那时,我希望将来比如我分配到煤铺,给人称煤去,或者给人端浆子炸果子去了,谁好相声,我业余时间教给他,也是自得其乐。你的孩子想学这个,找我你怎么也得给我买点嘛,“三节两寿”的你也得给我买点,我生活还富余,买褂子、买裤子不也是好事吗。
从艺术上我比别人强,因为这一段时间是没人管我,我不必跟他们一块儿演对口词,演那些东西,演那个你也得坐着大卡车,满世界慰问去。我在家里是背《地理图》,你在那儿演那个,等到以后落实政策改革开放以后再演,我相信他那个对后口词是卖不了票的。
比如说,咱这行当都企业化了,都自食其力了,我这东西还是能够生活的。我从来没想过成为张寿臣张大师、侯宝林侯大师,我没有这想法,我就是谋生。我的想法就是将来不可能老搞运动,运动一不搞,开除了我就上马路边上找饭吃,我要找饭吃我就得有点特别的,我得让人家过路群众打他兜里把钱掏出来给我。
后记
1977年,马志明和父亲马三立回到天津,由于没有平反的说法,马三立不愿意上车,是马志明架上去的。之后的数年里,马志明从曲艺团帮厨开始,逐步恢复了舞台生活,创作出了《纠纷》(两个天津青年工人王德成和丁文元为琐事吵架的事,充满市民气息)、《看不惯》、《五味俱全》,重新诠释了《大保镖》、《文章会》、《白事会》、《报菜名》、《卖五器》、《拉洋片》等传统作品。相声界必须拜师才能被承认,跟自己父亲学是不行的。但马三立辈分太高,马志明拜师不容易,在20世纪80年代,侯宝林先生帮忙“代拉师弟”,马志明成了已故相声大师“大面包”朱阔泉的弟子。相声迷们尊称为“少马爷”,少马爷的儿子因为是马三立先生的第六位孙子,起名叫马六甲,今年28岁,擅长大鼓,10岁就曾经登台唱过《探晴雯》,但现在不是职业演员,在消防部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