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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就更别说了,下了台打扫卫生,后台倒痰桶、打水。低着头出来进去,就是连捧哏的都可以欺负他。我爸爸是一个怪人。你只要让他上台,你给他多少工资无所谓,他最大的乐趣寄托就是看见观众。他一站台上,他就从心里美。他天生就这么个人,所以为什么现在,天津市的老观众对我们老爷子的印象都是相当好,这跟他的敬业、跟尊重观众是有直接关系的,分不开的。
他卖票演出,报幕不能报名,一般的都是:“下一个节目京韵大鼓《光荣的航行》,表演者小彩舞”,伴奏谁谁谁。可到我爸爸这儿,“下一个节目相声《吃元宵》。”完了,谁表演,没有,不能报,门口(水牌子上,演员名单都在这里)也不写。但他不攒底不行,他要搁头里,后边就没人看了,就散了。观众买票也是冲他来的。
我1965年到1970年在团内监督劳动,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我干,不让回家。上食堂拿着这面票,那时分粮票、面票跟粗粮票,拿四两面票,来两个馒头,有那厨房的个别人:“就你这样还吃白面,拿俩窝头吃就完了!”
周围这几个人都是关起来的,这几个人天天就互相咬,一开会的时候,因为要整你,我就轻松一些,明天再整我,你再轻松一些。幻想着最后结束能够重从宽也好,算人民内部矛盾,能够回到群众当中去。工资也没有,一个月给我15块钱,15块钱买饭票都不够。那是我从20岁到25岁。
像我们这一届人,跟我年龄边上边下的这个,他们结婚基本上我都没参加。为什么?人家也不敢邀请我,也不可能邀请我。连我都不让回家,能让你出来参加婚礼吗?我想给人家随份礼,我也随不了。
25岁以后我们又被送到南郊去,到了南郊又呆了7年。
我们刚一下放的时候,那阵儿老头就说,我有一个习惯用语,“爸,您多会儿回市里?”因为每月还得上团里拿工资。“多会儿回市里”,那就是咱也是市里人。
老头:“你这都叫语病,这都有毛病,你说话,有错误。”
“有什么错误?”
“都是‘去’市里,不是‘回’市里,你是这儿的,你户口在这儿,你怎么‘回’市里,你都是‘去’天津。”
怎么说对?他死性。
我好像觉得早晚我还得回去,隐隐约约的感觉。总觉得这地方咱干活又不行,跟贫下中农也没打成一片,因为人家也不理咱,在这个地方白占着人家地。老头每天种点菜,剥大麻籽挺美。
干活我(腰伤)使不上劲,上大堤我干了三天,实在动不了。队里就派一个小驴车,把我拉回来。以后我就“看边”,就是看菜园子、看玉米高粱,怕丢麦穗,怕有人劈棒子。等稻子打下来,在场上都跟山一样,拿那个稻草码一个小屋,披着一个羊皮的大衣,扛着一个木头枪,一宿在那儿看这个。
当时饿得我不行,我就偷一个老太太,她是五保户,一进门俩灶台上一瓦盆,盖着一块盖帘,都是凉山芋。老太太没在家,我拿几块揣在怀里,找一个拿泥垛的厕所,那里面就着大风全给吃了。后来这老太太还非要把闺女嫁给我,她不知道我(政治上)怎么回事,她一看我挺勤快,老给她干活去,我又不能说我是监督改造,我就说不到岁数。
一次开大会,我们这些人都得站在一边站着,群众都坐着,这老太太推开门就找我,叫我上他们家吃饺子去。好嘛,这下子惹祸了,欺骗群众??
年三十炖一大锅猪肉,牛鬼蛇神也给一盘。我们爷儿俩回民,那怎么办?后来军代表说咱对这些人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还是应当考虑民族问题,一人炒俩鸡蛋吧。厨房于师傅是一个体户,也有问题,但没算牛鬼蛇神。“这么好的鸡蛋我们人民群众还没吃够呢,给他们吃,喂狗也不能给他。”
他就表现得特别积极,倒几滴油,这四个鸡蛋,哇哇打到碗里头,大把抓盐,不是细盐。那盐够炖10斤肉的,往里锅一倒都冒烟了,他拿那铲子就呛,呛出来都是黑的。你要是剩下扔了,这顿善不了,我就了三窝头都没吃进去。
他为什么呢?他这样对待你就是他表现就积极了,像我们老头没事儿,给吃下去了。他们晚上有时军训演习都得把我们捆起来,五花大绑。那年头这些人都这样,有的地方给刮脸,拿“自来火”(火柴)刮,胡子老长了,拿自来火唰,这么刮,皮都破了,我们这儿还没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