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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三立(1914年生)是相声“八德”之一马德禄之子。马德禄是相声宗师恩培(原名恩绪)——“相声恩子”的门婿,为相声流派中讲究“文哏”的一派。马三立门里出身,自幼就与父兄切磋技艺。他略有文化,是相声演员中难得的受过中等教育的一个。后又拜“八德”之一周德山为师,艺术视野更加开阔,并多年在“地上”实践,有着丰富的经验,终于形成他独特的风格,成为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的优秀艺术家。
马三立是一个性格演员。他从不一般化地在台上复述底本,也不象许多演员那样按照曲艺的一般手法,突出演员——叙述者的揭露、评论作用。马三立的相声多是把第一人称“我”,当作讽刺嘲笑的对象。他以自己敏锐的眼光和精辟的分析,使“我”更具有喜剧性格光彩。在舞台上,他尽力把“我”演得活灵活现,而把批判的武器交给观众,让人们在笑声中领会他的意图。因此,他的风格合蓄,多以世俗生活为题材,讽刺的也多是他所熟悉的形形色色的小市民类型人物,如吹牛撒谎、欺骗伪善、不懂装懂等。在《开粥厂》里他自称“我”就是“马善人”,我们看这位善人的善行善止:
(甲)甭说臭虫,就算在我身上找出个大虱子,我逮住个大虱子,这应当怎么样?
(乙)挤死!
(甲)挤死呀?
(乙)啊!
(甲)损啦!那是个牲命。
(乙)把它扔在地下。
(甲)扔在地下饿死啦!
(乙)那怎么办呢?
(甲)不论找谁,住脖子上一搁,嘿,善嘛!
这里如果不是“马善人”——“我”的“善行善止”,就似乎减弱了讽刺的锋芒和批判的烈火。在另一段拿手节目《卖挂票》里,他自称“马喜藻”(洗澡),是比谭富英还高一辈的科班名生。以至由于“我”的演出、顿使唱对台戏的梅兰芳的剧场冷落无人,“我”的空前盛况居然连站票、蹲票、爬票都抢购一空,最后不得不把一些观众挂在墙上交了“挂票”。在《黄鹤楼》里马三立也是角色式的自称“马叫官儿”——“我”如同扑克牌中的王牌一样无所不能,而其实则是一个不懂装懂、招摇撞骗的吹牛者。为了把演员自然而然地过渡至角色之中,马三立在台风上追求朴实、自然、本色。他没有舞台腔,从不怪声怪气,而是从生活中他本人的性格出发,在聊天式的、耳语般的亲切谈心中,不露痕迹地进入他所讽刺的人物角色。因此,他喜欢把垫话搞得非常充分、细致,似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使现众在不知不觉、似信非信中对演员也对人物发生兴趣。而他的人物性格既是真实可信的,在手法上又追求荒诞离奇。《开粥厂》中的“马善人”自称“黄土马家”——由北京往北,“只要瞧见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的地。”其阔绰程度无与伦比:“我那花园有六十多个小白塔”,“最小最矮的那个,也跟天津百货公司差不多”。这种荒诞的情节往往和细节的真实结合在一起,形象的夸张也以符合性格逻辑为基础。他的《吃元宵》,更把两千多年前的大儒——孔子,拉到现实世界予以嘲弄。既和顽固的传统观念挑战,又借孔子躯壳嘲讽了世俗的市侩哲学。荒诞不经的行动中贯串了真实可信的性格和细节。马三立揣摩生活和驰骋想象的本领,在相声界颇被称道。他在舞台上也是“冷面滑稽”,从不轻挑嘻戏,主要靠语言滋味取胜。他的门徒极多。在津门一带有“无徒不宗马”的趋势。
当马三立主要享名于“地上”之际,常宝堃以他年轻的才智捷足先登,迅速蜚声于剧场和电台,成为四十年代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著名演员。常宝堃(1922——1951)早年随父常连安浪迹江湖,以变戏法维生,飘泊在张家口一带。年仅六岁他就挑起家庭担子。变戏法有所谓“说口”,是为招引观众或索钱的一套言词。常宝堃聪明伶俐,“说口”中时有幽默笑料,很受张家口人喜爱。观众就以当地特产“蘑菇”为名,绰号称他“小蘑菇”。他的父亲常连安也发现了他这方面才能,决定进津拜张寿臣为师改说相声。童声未退,年仅十岁的小蘑菇从此就在天津舞台活跃起来。十六岁开始与超佩茹合作,直至一九五一年他光荣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朝鲜战场,当时年仅二十九岁。
常宝堃是四十年代相声演员中最有“人缘”的一位。这不仅由于他口齿伶俐,节奏较快,适合当时观众的欣赏心理。更由于他十分注意演员和观众的感情交流。他不是采取一般叙述口吻,象张寿臣先生那样比较客观地讲叙故事。也不象马三立那样,把自己扮成一类角色,或者以一种类型人物去再现作品的一切。不是的,他就是小蘑菇自己——一个幽默滑稽的演员,但又不是小丑化的。这自然和他的年龄有关,和他自幼从艺——早年踩着板凳儿上台和他父亲逗笑的历史有关,和天津观众对他的特殊钟爱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他自己调皮、活泼、机敏、诙谐的舞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