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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六月间是相声《买猴儿》发表和演出五十周年。也就是说,“马大哈”这个来自战士生活的别名问世已经五十年。前年春,相声大师马三立仙逝时,笔者在《天津老年时报》发了两篇怀念大师的短文,文中提及了何迟写《统一病》蒙冤等事情,引起了不少朋友的关注。
人们问及了何迟是写《买猴儿》获罪还是写《统一病》惹祸?《统一病》究竟写了什么,有否定论?等等。作为解读何迟相声稿多年的编辑,我以为追述《买猴儿》和《统一病》这两篇作品写作的历史情况是有意义的。 我于1954年7月自北京空政文工团转来天津市文化局及天津群艺馆做编辑工作,迄至1982年调离,先后经手发表过何迟写的相声稿近十篇。其中《买猴儿》的遭遇是在极“左”的革命思潮干扰下,因人云亦云的陋习造成了错误的判断和处理。而《统一病》写后则是赶上“反右”风浪即将卷起,被定“罪”的。
1955年4月初,我读到了何迟托我的上司(局艺术处处长)郭鼎捎给我的《买猴儿》复写稿。为避开《群众文艺》过长的刊期,我建议处长将稿件印制成单行本。经短短几天,我们把三千单行本发到了全市的数千基层文艺团队。不多时日,在一些业余文艺舞台上居然出现了《买猴儿》的相声演出。过了不久,天津电台也播出了天津广播曲艺团马三立和张庆森合说的《买猴儿》。随时间的延伸,“马大哈”的名字和故事便成人们闲谈的话题。其实买猴儿的笑话本来就发生在天津本土,只因何迟出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通过艺术概括,把这件真事创作加工成一篇极富喜剧意味、令人捧腹的作品。意料之外的是,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引起了某些人产生敏感,认为相声的夸张描写和讽刺,是作者和现实社会过不去。他们看不到“马大哈”作风将会给事业造成多大的损害,却误认为批评工作上的缺点错误等于给社会主义抹黑。于是,这部作品便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是与非的大争论。
1956年春夏之交,《文艺报》(中国文联主办)以显目的版面,开辟了两期专栏。针对《买猴儿》的思想性艺术性的得失,邀请了全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喜剧作家、漫画家撰文进行探讨。当年7月间,天津作协也召开了全市文艺界有关人士参加的两天座谈会(作家阿凤主持)。名家的文章和发言都充分地肯定了《买猴儿》的积极思想性;同时一致认为作品所运用的变形夸张手法是喜剧艺术创作的特殊需要,完全合乎喜剧的创作原则。因此说不上“丑化社会主义”。问题还在于那个到处打着“革命”旗号的年代,某些人在理论上虽说不出道道来,可在感性上迫于政治思想压力,不得不随大流把以讽刺为特点的文艺通通视为“别有用心”的“毒草”。于是1957年“反右”时,马三立演播《买猴儿》被列为右派罪状之一,延及70年代“文革清队”又翻出旧账把他遣送到南郊区落户。笔者本人也因“放毒”罪被遣到南郊一并受罚。
1954年冬,我认识了何迟。他心地纯洁,胸怀坦荡。正因此使他当着社会上对《买猴儿》的是非还炒得风风火火时,就毫不顾忌地去构思《统一病》。
1956年春的一天,何迟和当时文化局长方纪到民园体育场参观天津市进入社会主义的庆祝大会。他从台上看到那欢腾热烈的场面时,心里却想:这社会主义怎么这样快就来了?把分散的个体商和企业收归国有统一经营管理就能发挥每个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力吗?统一经营就能繁荣社会经济,给老百姓带来方便?他就此话题和我闲聊过,他说:小商店并入大商店,等于不给老百姓方便。本来打点酱油醋、买盒火柴出门口就解决了,一合并都要跑老远去。我晚间写作到深夜,肚子饿了,走几步到劝业场泰隆路什么都有,合营后店铺少了,营业时间统一了;劝业场一带10点就关门,我只好跑东站去。这种求“统一”的模式就是社会主义?我想起烙烧饼来,你说烙烧饼扣上来的芝麻粒,能个个都是一个数?不是一个“统一”数就不是烧饼?!生活的感悟使何迟在一夜之间写就了《统一病》。
《统一病》的主人公是“表哥”,他盼望进城后有更大的作为。在他当了一个有百多万人口的城市市长后,很想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一盘棋。于是他强调“统一”,男女老少要统一穿蓝色服装,统一吃食堂。所有的商品要统一设公司,如鞋子公司、帽子公司、豆浆公司、烧饼公司等等。办事要严守“规矩”。吃早点,要先买豆浆,喝完豆浆再排队买烧饼,吃完烧饼才能再排队买别的…… 全市百多万人终于一个不漏地按时服用“统一药”,“表哥”无比高兴。谁想到刚过两天便出事了。因药性生效,无论学校、工厂、商场,所见的人群模样都相似,认错人发生误会及至打架的哪儿都有。大街上,警察眼看相互对打的场面却无从劝阻。“表哥”没想到这么折腾还会出这么大的乱子,不得不立即把“吃药办”改成“吃解药办”,并通知公安部门从当夜八点起实行24小时戒严,全体市民一律呆在家中等候“解药办”送解药服用。果然,经服解药,百多万人第二天晚间都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统一病》脱稿于1957年2月,何迟附了一封信寄给中宣部周扬和林默涵征求意见。他认为,如果领导指出错误,他就改正;如果意见和个人的观点出入较大,就只好作废,不发表就是。谁想到,某人看完《统一病》之后,随即在稿件的扉页上批了一句:“此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为何如此仇视?”稿件被退回天津有关领导部门。1957年“反右”中,何迟被划成“右派分子”。他历经劳役、批斗、凌辱的漫长日子。直到21年后的1978年春节前夕,市有关领导到医院为他平反说:“1957年由于我们的水平低,把你错划为右派分子,现在经过部务会讨论通过,给你平反,并进行三恢复……”至此,何迟的沉冤才有了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