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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余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高笑林所在的蚌埠曲艺队突然被宣布解散,限令演员半月内自谋生路。这时,恰逢淮南市来人联系,要请他到淮南工作。他把家属留在蚌埠,欣然只身到了淮南。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群众分成两派,斗争相当激烈,甚至发展到武斗。高笑林由于触犯了某派头头,于是受到攻击,被关押了数年之久。这期间,多病的妻子被迫带领4个未成年的孩子,从蚌埠下放到农村劳动。高笑林从监狱中出来以后,就到了下放在淮北农村的家里。从此,他艰难地桃起了靠劳动工分来养家糊口的重担,拚命地干着地里、家里一切苦活、累活。可是,由于孩子小,缺劳力,口粮分得不多。但是为了给常年患病的妻子延医治疗,又不得不把仅有的口粮拿出一部分卖掉支付医药费。这时,高笑林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1978年,高笑林的生活有了转机。在此之前,他虽没有正式工作,却意外的得到一次机会,为万里同志演出,受到热情鼓励。不久,蚌埠市文工团请他去临时帮助工作,1979年初被正式录用。后来,在有关领导同志的关心和帮助下,孩子们的户口都迁到了自己身边。1982年,高笑杯一家又回到了合肥。高笑林调到省曲艺团工作。
1983年,高笑林带领一个由12人组成的相声队,到基层巡回演出。刚到贵池,他就接到要他立即返回合肥的电报。原来是侯宝林来合肥讲学,提出要见见师弟高笑林。听到这消息,他激动得一夜没睡好。师兄弟在稻香楼见面了。他们有多少话要讲啊!多年阔別,种种遭遇……真是一言难尽。话题渐渐从过去转到现在,针对当时相声界的不良倾向,侯宝林说:“我说了一辈子相声,如今却不敢听相声了。”侯宝林又说:“相声演员要自尊自重。我师父过去常教导我,不要说糊涂相声,这话值得我们相声演员深思。”高笑林听后完全赞同。他认为,“不说糊涂相声”是指语言要诙谐、幽默,“包袱”要使人觉得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合情合理。演员不能贫嘴滑舌以低级庸俗的东西去博取观众廉价的笑声,更不能以丑的形态或矫揉做作的表演来逗引观众。相声演员应做到尊重自己,尊重观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笑林根据时代的要求,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反映当代生活的优秀作品。是什么力量使他这个只读过一年书的旧时代过来的老艺人,焕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呢?还是听听他自己的回答吧!高笑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这十年,我生活得十分美满,除了妻子在十年动乱中去世外,我的家庭比任何时候都幸福。孩子们都工作了。我万分感谢党的英明政策。我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找还要把余热献给相声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