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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郭德纲、周立波,这三个人各占一方,三个人各占一种曲艺形式,在当前曲艺界中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三足”中赵本山胜出。
著名曲艺评论家薛宝琨认为,小沈阳和郭德纲都有“太技艺化”的毛病,作品格调不高、回避崇高是当代文化艺术的通病。从草根阶层走出的明星们,在他们锋芒毕露的同时,更应该对大众有一种人文关怀,有一种向大师迈进的想法。
“小沈阳比赵本山差很多”
记者:小沈阳现在很火,你觉得他跟赵本山比起来如何呢?
薛宝琨:我没把小沈阳列在与赵本山、郭德纲、周立波一个平行线上,他跟赵本山差很多。老百姓对待民间的表演艺术,有句话叫“无技不成艺”,必须看到演员在台上的真功夫。但是,“只技不是艺”,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东西不是艺术。这也是我为什么肯定《不差钱》中的小沈阳,后面模仿秀的小沈阳就觉得太技艺化了。小沈阳的毛病在哪儿呢?他在“技”和“艺”的关系上颠倒了,他把“技”当做第一位了,不是因为艺术的需要去自然地显示技术的表现,而是为了显示他的那些功夫,显示他的好嗓子,然后设计的那些节目。因为“技”和“艺”的错位、颠倒,所以小沈阳表现的东西很有限,开始观众会觉得很新鲜很喜欢,但是,每次都这样,就让人有些腻歪了。
记者:你很认可《不差钱》这样的作品?
薛宝琨:是的。《不差钱》为什么是艺术呢?因为它反映了生活,讲为了要上星光大道,要买通服务员、请老毕吃顿饭这样个事,在不经意间提出生活中的“潜规则”,我们生活中谁没有潜规则啊?周立波说赵本山不谈政治,我说赵本山不说政治、不离政治,这是人家高明的地方。
记者:赵本山关注生活焦点,这也是小沈阳比不上他的主要原因?
薛宝琨:小沈阳如果想有所精进、突破,必须向他的师父学习。赵本山的好处就是他有文学性,他的作品提出和回答了我们生活中大家关心的问题。
记者:你提到的作品中,文学性与社会观是联系在一起的?
薛宝琨:郭德纲的北方相声、赵本山的东北二人转、上海的滑稽戏,这些内容喜闻乐见,反映了老百姓的东西。当前主流相声为什么不行啊?是因为没有文学性,当文学正在从相声里边儿淡出,相声就变成耍活宝、变成模仿秀,变成唱相声、闹相声了。
郭德纲相声的功与过
记者:郭德纲的相声很火,你觉得他的好处在哪儿?
薛宝琨:2006年的时候我曾写过文章,有一篇是《相声为嘛有点儿火》,讲相声火不是北京那块儿火,是天津那派火;不是主流相声火,是天津传统相声火。郭德纲是天津传统相声的代表。还有一篇《说郭德纲热》讲郭德纲的好处:一是复归了小剧场,相声就是在小剧场面对面地说,耳语般地谈心事;二是复归了相声的“说”:相声讲事情得有个始末缘由、起承转合的过程。讲相声有过程最后有个效果就行了,用不着每句都要。三是郭德纲的传统段子让我们对传统的东西开始给予讨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郭德纲恢复了相声的娱乐性,相声就是让大家乐嘛。
记者:火了的郭德纲也备受争议。有人提出:郭德纲对传统段子整合、修改的地方很多,并不是真正的传统,在一些段子的处理上甚至牵扯到艺德?
薛宝琨:不存在这个问题,郭德纲一点儿错都没有。相声艺术是集体财富,后来为什么不说了呢?因为马三立先生说的东西侯宝林先生说不了。侯先生说:“马三立先生的东西我拿不动。”后来侯宝林先生说得好,马先生就说:“我没有人家那个好嗓子。”……相声就这样自然成了一种风格。
记者:之前的小沈阳你说到了“太技艺化”。跟一些艺术大师相比,郭德纲的“太技艺化”表现在哪里?
薛宝琨:他的表演跟侯宝林大师相比就不行,侯先生的格言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要过头”,表演不洒狗血,不声嘶力竭。你看郭德纲的唱,他是满宫满调,那不是艺术家的风格。侯宝林先生说:“我在台下要比台上高俩调,我在台上唱要降俩调,我得让观众觉得富余,不能让观众为我揪心。”而现在的相声、二人转等等,都是“一响遮三丑”。表演应该要考虑些艺术的东西。一定要有你表现的人物形象,还要有表演者本人的形象。侯宝林先生往那儿一站就很儒雅,马三立先生往那儿一站就很亲和。郭德纲、小沈阳也应该建立自己的形象,这是通过他们的艺术表现出来的。
记者:你提到了不喜欢郭德纲作品中格调不高的东西?
薛宝琨:郭德纲起来全靠自己的本事,但是他格调不高。郭德纲的相声“既没有观念的捆绑,又没有使命的重负”,就是个娱乐。但是,娱乐有高低,这就需要文学性。按照郭德纲的说法,就是“娱乐至死”。我不爱听这话,没有这回事。郭德纲的作品中有没有文学呢?什么《相声五十年现状》、《我要上春晚》……那里边儿不都有讽刺、有文学吗?为什么回避这个呢?讽刺和娱乐不矛盾,讽刺就是通过娱乐实现的。
“抢钱运动”不是艺术家作为
记者:郭德纲、赵本山、周立波等草根出生的明星,他们的表演都挺娱乐。你如何看待?
薛宝琨:躲避崇高的原因很多,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现在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而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时代,赵本山也好,郭德纲也好,周立波也好,都面临着市场化的问题,也离开不了现在的艺术大潮“躲避崇高”。在《杨光的快乐生活》中,“嘛呀,乐呵乐呵得了”,这就表现了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态度,乐呵乐呵就得了。
记者:现在出名的演员也都挺有个性,你如何评价该现象呢?
薛宝琨:应该说有些演员是很野了。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演员将带给观众什么?这是演员需要思考的问题,别人代替不了。年轻人不应该把话说得那么绝对,“我就是怎么怎么……”包括周立波“我就在上海”,人家喜欢你,你来演一趟又怎么样呢?郭德纲“我不上春晚”,不上春晚不是能耐,为了让老百姓在春晚能听好相声,你上了春晚也无妨。不要去固守表面的、幼稚的、片面的、让大家遗憾的东西,还得要考虑观众,考虑大家。
记者:现在还有一个现象:演员一出名就马不停蹄地展开“抢钱运动”,开巡演、拍影视剧……
薛宝琨:我们的演员现在这种事业心、责任心都很淡化,拜金主义后面潜藏着的不是艺术家的风格,不是大师的风格,不是艺术至上的风格。艺术需要积淀、需要专注,“抢钱运动”不是一个艺术家的作为。而且演员一火后票价马上高涨。演员还应该看看观众的经济承受能力达到达不到啊?你都给大款去演了,就变成了小众的艺术了,而不是大众的艺术。380块钱买张票,我可买不起,别人送我我也担当不起——我欠人家这个人情我欠不起。这很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