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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相声《窝头论》是一代宗师张寿臣先生的作品,大概成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日、伪统治时期。在那个年代,相声艺人们,包括大多数身处社会底层的广大市民,日子的光景距离“小康”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他们住的是小胡同,大杂院儿,吃的是窝窝头,大白菜,讲究的是处街坊,凑分子。
但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有窝头吃,就觉得心满意足了。这些人——即今天所谓的“草根阶级”——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他们任人宰割。许多人奔波忙碌一生,尚无安身立命之地,无糊口度日之食,好不容易得到一间破屋,一口残羹,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呢?正所谓知足者常乐。
梁实秋《雅舍小品》里就收录了一篇有关窝头的散文,文中说“窝头是贫苦的象征”。其实许多人穷苦一生,不就是为了窝头吗?有了窝头自然很满足。如果还有“黄酱,臭豆腐,爆腌萝卜,白菜帮儿,再来碗稀粥”,那简直就是美味佳肴。一旦享用,便喜出望外。“准保八小时不饿,一日三餐二十四个钟头正合适。”汪曾祺的《胡同文化》里也有这样的文字——“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 ”这句话更为形象地刻画了底层市民对于物质生活要求不高的心理,一声“嘿”,道出了内心的惊喜。
还听过这样一句话——“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我想,这还是由于穷困潦倒的艺人们更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他们爱瞧热闹,但不爱管事,甚至于是关系到自己的事——只要今天还有窝头吃,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闭闭眼就过去了。这种思想的精义其实就是一个“忍”字,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当一辈子的顺民。之所以穷能忍着,是因为靠忍,才可以虽穷而仍能面对“帝王之袍”的威严,才可以虽穷而可以鄙视“美酒羊羔”的诱惑。之所以富要耐着,是因为看惯了巨富豪商的朝盛夕衰,所以身处富中,才能够不显山不露水的不惊不乍——“意在延年益寿,何必身居蓬岛,但尝其中滋味,吾愿终身偕老”——无论发达还是落魄。之所以睡不着眯着,是因为睡不着乃是心为外界所动,而眯着,才能养成看惯风云变幻的大气,就像老舍先生《茶馆》中写的,“今天王大帅打李大帅,明天赵大帅又打王大帅”,可北京的市民们还是津津乐道于北京“是块宝地”,脑袋一晃——“美哉,窝窝兮!为物最妙。”就是靠着这种大气,天子脚下的小民、草民才维持了自尊。
然而这种尊严与大气事实上是可怜的——这只是下层平民的文化,是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文化,是无力抗争的文化。我们在理智上当然知道它走向终结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必然,但在情感上,仍免不了存有一丝欣赏与怀恋——假使我们仍旧可以理所当然地这样去想,活得也许没有这么累。也许“知足者”未必“常乐”,但他们一定要比不知足者乐得多,因为他们会给自己找乐。
《传统相声大全》中收录《窝头论》的是赵连甲在解放后整理的文本,其中增加了讥讽、控诉日伪和国民党政权,歌颂新社会的内容,如“……棒子面对我的感情很厚,沦陷八年,国民党反动派捣乱三年,前后十一年没离开它,解放后,常吃到米、面、油、肉,那我每天也要吃它一顿窝头……”等等。相比之下,田立禾、王文玉的演出本可能更接近于原始形态的《窝头论》。陈涌泉也说过这个段子,陈先生逗(这不多见),张善增捧。个人认为与田、王版《窝头论》相比,他们的表演“瘟”了些,也许这是作品的原因,这本就不是一个火爆热闹的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