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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声被当做一种艺术形式来看待,是解放以后的事情。旧社会的相声,既有艺术珍品,也有诨笑打闹的劣货,所以它是艺术与非艺术的混合体。旧社会的相声演员,从万人迷以来陆续成长起来的一批名家,既是真正的艺术家,同时又是供某些人诨笑取乐的“丑角”,他们一身兼备矛盾着的双重品格。他们所以成为艺术家,因为有着多数热爱相声艺术的忠实观众,激励着他们钻研、追求高级的艺术境界;他们所以又是一名“丑角”,因为社会地位极其卑下,又要谋生(不仅是取得生活资料,还要避免权势人物过甚的迫害)。有权势、有钱的观众和癖好庸俗趣味的少数观众会来“特烦”他们演出那些供人诨笑取乐的非艺术的节目,而无法谢绝,有同情心的观众可以发现,他们演这类节目的时候,内心是痛苦的,有着与做为艺术家的良心矛盾着的一种不可名状的感受。嘴里吐出那些低级庸俗的包袱,手里举起那些由古代榼瓜演变而来的钱板、扇子之类的道具的时候,欢笑是强颇做作出来的,眼泪是往肚子里咽下去的。解放以后,一批相声演员自发地组织起来,争取学术界和作家的支持帮助,热忱地研究相声改革,整理优秀传统节目,发展创作,目的无非是使相声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形式,使自己从双重品格里解放出来,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家。
这一段历史不可泯灭,应当写进相声史里留作后起者的鉴戒。如果把相声当做艺术来对待,就不应该给浑笑打闹的低级趣味留下一席地盘,而必须坚决摒介它。更不应该把自己扪扮成一个“丑角”,把前辈的强颜欢笑化做嬉皮笑脸,把前人摒介的货色化做媚俗的资本。
笑的艺术,是揭露可笑的事物之内容与形式的背离,戳穿其虚假的外在形式。暴露其真实内容的无价值,通过否定假、恶、丑,来肯定真、善、美。它的社会效果,也就是它引起人们共鸣(笑)的力量,首先在于它的真实性。这真实性里,包括着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设有真实性,笑也就没有力量,不能引起人们对生活真理的思考,并且可能陷入庸俗的、肤浅的笑。相声做为笑的艺术,应当追求的也就是这种蕴含着高尚趣味的有力量的笑。
这种趣味从何而来呢?
前辈演员把适合于只有相当艺术功底的演员演出的节目,称为“滋味活”。“滋味”二字很能使我们得到一些启发。从艺术技巧来说,它指演员要能根据观众品味笑料的心理习惯,来掌握迟疾顿挫等说功的分寸,把包袱使得对路,能够取得预期的艺术效果;但更重要的,滋味应该是蕴含在作品的内容里面。一篇相声作品,或深刻地刻画某些人物的性格心理,或隐寓生活中的某些哲理,演员都必须对作品所反映的这些社会生活及其思想底蕴,有深切的体验和认识理解,通过说、表、摹拟等艺术手段,传布给观众的感官,使观众产生愉悦感,觉得生动逼真,也就有了耐入咀嚼的滋味。由于演员把引人发笑的人物、事件或道理说得切中腠理,有滋有味,所以,说到“包袱口儿”的地方,观众自然迸发出畅快明朗的笑来,不可遏止。应该说,这滋味是趣味、也是笑的源头。蘊含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演员的艺术技巧之中的这种滋味,如果是与观众对生活的评价及美感趣味协调一致的话,必能取得正当的艺术效果。当前观众对相声的不满足感,主要还是由于大量作品缺乏这样经得起品评的滋味。
有的人认为,观众对于铺平垫稳的包袱,不耐烦等待,于是,大量如奇峰突起一般的、无头无尾的突兀的包袱被制造了出来,观众却依然是不满足,这是值得深省的。有的演员以为相声中最宝贵、最难得的就是“包袱”,而很少考虑应该使观众在“包袱”中得到什么。观众听相声,是希望与演员一起来认识生活、评价生活的。包袱中应该饱含人生的哲理,应该有诗意,有改造生活的意义。要揭示一个人物、事件或道理的可笑之处,必然要象层层剥笋一样的加以铺垫。这铺垫,也就是文学中的细节描写。细节的真实生动,曲折含蓄,再加上艺术技巧的把握,抓住观众欣赏艺术的心理习惯,观众不会觉得乏味,不耐烦听,而会觉得确有滋味值得品尝。当然,铺垫最忌拖沓、累赘,要含蓄而明快,含蓄才有味,明快才有力。从这点来说,好的铺垫未必比制造一个突兀的包袱更容易,因为这更需要功力,需要具有比较深厚的生活积累。笑,是厚积薄发的,相声创作和表演艺术也需要厚积薄发。
生活和艺术的关系,这又是老生常谈。然而,令人不无感慨的是,不少有创造才能的演员并不是把主要的心力倾注于学习生活、研究生活,从生活中吸取新鲜生动的素材,提炼到作品中去,而往往另有所好,所鹜。他们关注的多在于今天演出的节目包袱多少,能否下得来台;而较少考虑到将来,随着观众思想认识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日益提高,自己还能否下得来台。这样,即使汰除了一些不健康的笑料,又何补于相声艺术的提高与繁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