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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演员常说:单口相声是相声最早出现的一种形式,并认为它是由民间笑话发展而来的。诚然,传统的单口相声段子有不少题材内容或艺术表现方法来源于民间笑话,有的甚至是由民间笑话加工整理而成的。但是,单口相声和民间笑话并非直接的源流关系,而是经过了“说话”艺术这一中间介质。前面说过,如果不经过“说话”艺术这一中介,民间笑话就不可能成为一种专业化的表演艺术,就不可能形成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传统,从而赋予相声艺术以特色鲜明的表现方式。因此,考察“说”的因素,既要看到“说话”艺术是它的直接成因,又要看到民间笑话对它的重要影响。
“说话”艺术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先秦。据说,周代就有以说书为主的“瞽”,相当今日之盲艺人。“俳优”当然是以滑稽调笑为主,但也不排斥“说话”艺术的成份。唐宋以来,“说话”艺术蔚然成风,“俗讲”、“市人小说”和“说话”里富有喜剧性的节目是很不少的。“说诨经”、“讲诨话”等伎艺的出现,一方面,说明“说话”艺术逐渐发展,门类日益增多,分工日趋明细。另方面,也说明喜剧风格的说唱艺术是多么受人欢迎,有了“说话”还不够,再来个“说诨话”。遗憾的是,“说诨话”、“说诨经”的脚本未能流传下来,也就无法从中探索它对今天的相声艺术的影响。但从“俗讲”和“说话”的表现方式仍不难看到它们与相声艺术之间的血缘关系。
唐代“俗讲”在正文开始以前先唱一段“押座文”,目的是渲染气氛,招徕听众。宋元话本继承了这个传统,开头有“入话”。话本进入正式故事之前,或念几句诗词,或说些题外的闲话当作引子,当时叫做“得胜头回”或“笑耍头回”。这类表现方法跟相声里的“垫话”是十分相似的,都是说唱艺术的特征。“俗讲”并非只“讲”,而是说唱并用,它在“押座文”之后,正文之前,还有一段“开题”,又跟相声里由“垫话”转入“正话”的“瓢把儿”的作用一样。至于相声艺术的“底”,多少受了话本里“扣子”的影响。相声艺术是在高潮中设下悬念,为的是吸引听众下次再来。这种结束演出的方式又是跟“俗讲”、“说话”一脉相承的。“俗讲”结尾有“解座文”,“话本”结尾常常有诗词,都是结束故事的特殊方式。当然,凡是叙事性的作品,其艺术结构必然有头到尾,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都要安排起、承、转、合一类的结构,但象相声艺术和、“说话”、“俗讲”之间那样的酷似却是罕见的。显然,这是说唱艺术总的表现方式制约的结果,也是群众的欣赏习惯的反映。可以说,“说”的因素源远流长,它的近代祖先是唐宋以来的“说话”艺术,它的远代祖先则是抚育了“说话”艺术的民间笑话和民间故事。这种痕迹在近代的说书和欣赏艺术之间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相声演员常说:最早的单口相声是由八个大笑话组成的,号称“八大棍儿“,相当于今天评书里的中篇作品。相声艺术不是由评书分化出来的,但与记载中具有丰富是历史知识和浓郁的喜剧风格的“说诨话”之类可能有继承关系。单口相声里的“包袱”常常用“文哏”来称呼,其结构方法既要语言上的铺平垫稳,又要情节上的精心安排,而在抖落“包袱”的时候,往往自铺自垫,所有这些,都可看出与“说话”艺术的卖关子、使扣子有着密切的联系。
至于拆白道字、顶针续麻、灯谜酒令一类的语言文字游戏,早在“说话”和百戏伎艺中就大量存在着。宋人称“说话”为“舌辩”,盖言其“谈古论今,如水之流也”。相传最早的说话艺人侯白在隋唐之间已负盛名。此人不仅善于辞令,而且精通文字游戏戏。《启颜录》里《此是阿历》记载了他作谜取笑;《侯白捷辩》记载了他俚言成趣。当然,语言文字游戏并非自侯白发端,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广泛流传。侯白把它吸收到“说话”艺术中来,并为后世的相声艺术所继承,当不是偶然的。因为语言文字游戏凝聚着聪明智慧,对相声艺术幽默机趣风格的形成是很有作用的。宋代“说诨话”的张山人更是谈言笑谑,妙趣横生,文献里说他擅长“为十七字诗”,能干“长短句中作滑稽无赖语”,十七字诗后来发展为“打油诗”,又称“三句半”。“三句半”的精采之处不在前三句,而在后半句。这后半句以谐衬庄,跟前三句形成矛盾失调,实际上是全诗的“诗眼”。这可能是五、七言诗歌盛行时民间诗歌的产物。今天的一些相声段子里仍保存有“打油诗”的成分,足见其历史渊源之长。宋代百戏里的“唱词百话”、“打令商谜”,虽然缺乏足够史料推断其具体内容,但估计也是近似语言文字游戏的艺术形式。后来的金代院本里的“讲百果爨”、“讲百花”、“讲百药”等,可能就是由此而来。“说话”艺术讲究“如水之流”,这类艺术形式可能是以极其流利的语言,一气呵成地数说“百果”、“百花”、“百药”之名,类似相声艺术里的“贯口”。如果这个推测大致不差,那么相声艺术里“说”的因素早在宋代以前就有了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说话”的艺术传统绵延不断而相声艺术却迟迟不能脱颖而出呢?这就必须对“逗”的因素作进一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