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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舍对相声的贡献
老舍对相声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组织方面;二是理论方面;三是创作方面。
1.组织方面
过去戏曲、曲艺艺人归警察局管,没有人看得起,相声艺术本身也被称作“玩艺儿”,不登大雅之堂,连艺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及自己的艺术。解放前后新旧社会交替的情况下,有很多相声艺人对相声的前途丧失了信心。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国际闻名的语言艺术大师能把相声视为民族艺术之花,并伸出援助之手,积极给相声曾添色彩。艺人有了信心和勇气,以他为精神上的靠山,大胆进行改进工作。过去的相声艺人说相声是为了吃饭,于是“同行是冤家”,他们之间很少进行作品和表演经验的交流。老舍在艺人的团结方面也发挥了他的凝聚力,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及其发展在很多方面也有赖于他。老舍经常参加该小组遥活动,始终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协助他们创作新相声,改编旧相声。小组解散后,他继续关心相声艺术的发展,撰写了不少评论文章对新相声的成长和进步加以肯定,又中肯地指出不足之处。在他的带动之下,罗常培、吕叔湘、吴晓铃等不少语言、文艺工作得参与了相声改进工作。
2.理论方面
解放后,过去的相声节目已经不大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相声要想发展,应该创作适合新的社会生活的相声作品。但在当时,大部分的民间艺人文化水平不高,对自己创作和改编新段子也有些顾虑。相声改进小组的艺人就请他这位语言大师写些段子。老舍知难而进,运用传统手法,努力引进新内容,推陈出新,改编和创作了许多相声段子。写出来的段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他经常向艺人学习表演技巧,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对相声的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以研究和探讨。
首先,老舍对相声进行科学分类。1951年写的《谈相声的改造》一文中把自己过去听过的相声分为贯活类、口技类、书史类、逗笑类四等。后来,他的见解有了发展,1962年写的《多编好相声》中,又分为五类,并对每一种类加以分析,要求写作时各就所长,多编好相声。
纯粹逗哏的:老的相声段子此类很多,可借鉴其中的技巧以推阵出新。
纯粹技巧表演的:如绕口令,可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
讽刺性相声:是相声中最常见的一种。应区分讽刺对象,对人民内部落后的东西取善意态度,对敌人则狠狠打击。不敢讽刺,放弃讽刺是不对的。 歌颂性相声:是解放后新出现的一种,丰富了相声的内容。
化装相声:是一种新的尝试。可以有这种形式,但不是相声发展的总路线。
在写作态度上,老舍首先肯定相声在新社会中的价值。在相声改进了》、《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等文章中指出“相声是人民所喜爱的,我们必须一同把它搞好”,“相声不但能存在,而且很有前途”,问题在于写作的主导思想是否合乎人情。他强调写处境析相声不能学旧相声中的糟粕,而“要创作以人情为出发点的,笑而不淫的,有文艺性的新段子”。为了作到这一点,“要先学思想,以免只顾逗笑,而把思想弄错,或信口开河,无中生有”。 这些想法用到具体的写作中,突出了一个“新”字,“若是改造旧相声呢,我们必须珍惜那些老材料,不可大刀阔斧乱删。要知道,旧相声段子缺欠的不是资料,而是思想的方向”(《谈相声的改造》),而且“若只在思想上求新,而在语言上不创造,使内容与形式不统一;或只顾宣传,而忘了招笑,便会失去相声应有的效果,是不成功的创作”(《相声语言的革新》)。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新社会是否可以存在讽刺的问题有争议。老舍的看法是肯定的。1956年为《文艺报》组织的关于相声《买猴儿》的讨论而写的文章《变讽刺》中指出:“我们讲民主,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我们才需要讽剌文学,欣赏讽刺文学。欣赏讽刺文学是我们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他不同意“家丑不可外扬”的观点。“作家的责任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只歌颂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就会渐次扩大不迟早要酿成大患。讽剌是及时施行手术,刮骨疗毒,治病救人”,“拥护我们的社会制度不等于隐瞒某些人某些事的丑恶与不合理”。他认为“一篇好的相声就是一篇好的讽刺文字”(《曲艺和曲艺写作》),“相声中的讽剌,假如用合适了,正是一种宣传的利器”(《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
他是相声理论用他自己写作相声的实际经验加以检验,因而根有说服力,对当时乃至今天的相声创作中都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