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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相声说了50年了。”从1956年进入广播说唱团正式步入相声这个行当起,相声大师马季从事这门艺术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谈起培养自己的摇篮和恩师时,马季的言语中充满了自豪和感激。“中央广播说唱团于1953年建团,当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因为团里有相声界的四大腕,就是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四位大师,所以当时说唱团被誉为‘国家队’,很多内行都非常羡慕这个团体的成员。”马季说,他有幸成为说唱团的一员,成为四位大师的学生,并与他们合作、共事了近30年,他50年来取得的成绩与大师们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有人说,侯宝林这样的人物100年出一个,这话一点不为过
马季说,作为一代大师,侯宝林影响了几代人,是相声界里程碑式的人物。与前五代的张寿臣、马三立、常宝霆、郭启儒等相比,侯宝林在相声的格调、表演风格等各个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提高。“我感觉侯大师之所以今天的成就,是因为他在艺术思想上、对相声的认识上都有独到之处。我们在学艺的时候他曾经讲过‘相声这门艺术要求新,死抱着传统不放不行。’”
《八大改行》是相声的经典传统剧目,侯先生把它改成《改行》,虽只有三个,但听起来非常完整,结构焕然一新,融进了人民性、思想性,又具有时代感,因此受到观众喜爱。
马季说,侯宝林在相声的创作和表演上之所以深入人心,和他在生活中注意观察和学习是分不开的。解放初,侯宝林到上海去演出,经常接触一些戏剧界的朋友,他就虚心地向这些朋友学习姊妹艺术的典型段子;到各地表演时,他还向当地人学习方言,为的是学以致用,组织“包袱”。《戏剧与方言》这个段子就是他不断学习、积累、丰富形成的,成为他拿手的曲目之一。
在教育学生时,侯宝林也常这样讲:“演员要做有心人,要随时随地仔细观察,汲取素材。”有一次,马季和侯宝林到塔尔寺参观,看着面前正在做佛事的喇嘛,侯宝林对马季说:“喇嘛的神态、坐姿势、打鼓的样子,你得学着点,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果然,那次学来的‘门道’在《北京之最》里就派上用场了。
“有人评价说,像侯先生这样的人物,一百年出一个,我觉得这句话一点不为过。”马季说。
侯宝林临终前告诉我即兴发挥不能丢
说起侯宝林大师的表演和创作,马季滔滔不绝,他回忆说:“侯先生临走前,在病床上跟我说‘马季,即兴发挥是相声的主要技巧,千万别丢了!’”
撂地或在剧场里说相声,最讲究与观众的互动,因此现场的即兴发挥很重要,它不仅体现演员的灵气,更考验演员的功力。马季说,侯先生表演时即兴发挥的东西有不少,那年在天津小梨园说相声就有场十分精彩的即兴发挥。当时,侯宝林说的是《婚姻与迷信》,段子里讲的是按照传统婚礼上的规矩,新娘子被花轿抬到夫家时,下轿后要咬苹果、过火盆,侯老来了句:“那要是把裤子烧了怎么办呀?”特别巧,这话刚说完,正好外面有消防车经过,台下马上就乱了,许多观众站起来嚷着:“哪着火了?”只见侯老镇静地说:
“这不定是哪家结婚把把裤子烧着了呢。”一个“包袱”后全场一下静了下来。那次的演出让马季记忆犹新。
“现在的相声不大讲究垫话,这也是如今的相声不如老前辈是那么火的一个原因。”马季认为垫话可以投石问路,使演员与观众来近距离、吸引观众注意的重要一环,然后才能转入正活。有一次侯宝林参加演出,头里是孙淑君的京韵大鼓《桃花庄》,而侯宝林说的是《卖布头》,上台后看到观众还沉浸在《桃花庄》里,他便即兴说道:孙淑君唱得好,嗓子又脆又甜……那音韵有板有眼、有腔有调这才真正叫唱,没板没眼那就不是唱,是在吆喝……就这样,侯宝林很自然的说起了《卖布头》,观众的情绪被他拉了回来。
马季认为,前辈们重视垫话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演出环境使他们习惯了这种方式,而从艺术要求来讲,垫话确实十分重要。
在我业余说相声时刘宝瑞曾经辅导过我,并劝我搞专业
地球人都知道,马季是侯宝林的弟子,其实刘宝瑞也是他的老师。“我规规矩矩地承认他(刘宝瑞)是我的老师。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这段历史。”马季说,1956年他参加全国汇演之后,刘宝瑞首先成了他的导师,辅导了半个月,后来比赛时在刘老的指点下马季凭《都不愿我》拿了个一等奖,并被评选为优秀节目进入中山音乐堂进行表演。
那天,表演结束后,刘宝瑞把马季叫到剧场外,对他说:“爷们儿,搞专业吧?学相声我教你,好不好?”马季回答:“刘老师我没想过这事。”刘宝瑞又说:“告诉你,要干这个就得上说唱团,说唱团是果子行,吃过自就到果子行。”因为他知道了由其他的文工团要马季,而那些都不是专业的曲艺团体。
几天后,侯宝林第一次看完马季的演出说不错,也提出有意收马季为徒。后来经过一番辗转周折,马季进入说唱团。与四位大师在一起,学习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可拜谁为师呢?后来说唱团艺委会决定,四位相声大师都是马季的老师,但侯宝林主要负责,是责任师傅。领导要马季博采众长,消化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去创造。“所以,刘宝瑞也是我的恩师。”马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