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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郭德纲的地点在前门大栅栏的一家戏园子。三九寒天的,戏园子里没有暖气,我和郭德纲都冻得直哆嗦,幸亏后来找来一台热风扇,烘着脚,才没至于把人冻病。想到前两天去天桥乐戏园子看郭德纲的德云社演出,也是冻得跺脚,看来那些在电视上成了大腕的相声演员不愿意再回戏园子演出是情有可原的。我问郭德纲,那么冷的戏园子,你却满头淌汗,是不是舞台上温度高?他说哪能啊,你上后台看看,都裹着大衣呢!我说那你为什么直冒汗?他说演出的时候浑身上下都绷着劲,连十个脚趾头都抠着地,能不冒汗吗?他这话我信,舞台上与舞台下的郭德纲,精气神就是不一样。舞台下的郭德纲,整个儿一个时尚青年,红黑相间的休闲装,铮亮的皮鞋,不断用手机写短信,时不时抬头冲你一笑,笑时脸颊上露一对大酒窝,在我看来还挂着点大孩子气,但绝对没有那种大腕笑星走于世故或刻意幽默的表情。台下的郭德纲丝毫让你看不出是个相声演员,而是一个从身体到心情都非常放松的阳光青年。台上的郭德纲可就不一样了。穿着没了脚的长跑,踱着方步,不慌不忙走上台来,言语得体,声音浑厚磁石,小眼睛眨巴眨巴,却精光四射,肢体语言绝不滥用,一招一式有模有样,个小神伟,精气逼人,隐隐然有大宗师气象。
那天的采访除了谈他的身世,更多地是谈相声的处境。郭德纲认为拯救相声的办法就是让相声回归剧场,和观众直接交流,让相声演员回到观众中来。相声创作也不要分什么歌颂相声和批评相声。相声演员要多学传统段子,郭德纲自己就会四、五百个段子。“最重要的”,郭德纲强调说,“相声演员要热爱相声。不能指望着靠相声发财,靠相声沽名钓誉。我在多困难的情况下没有想过要丢弃相声,在别的地方挣了钱,想到的还是要补贴相声。”他那些为相声吃尽苦头,靠相声撑熬过生命中最苦涩苦闷的日子的故事我都不重复了。我那天问他一个问题:“相声的黄金岁月是哪一段?”他想了想,说:“民国。”我问为什么?他笑了笑,没回答。然后,他有点狡黠地眨着小眼睛反问我:“您说为什么?”我说首先,那年月的相声演员都在天桥撂摊子,在茶园和戏园子里说相声。他说其实那年月说相声的人生活挺好的,生活水平至少是普通市民的几十倍。我说最主要的是相声本来就产生于市民社会,是最最平民化的艺术。相声演员必须成天混在市民当中,知晓市民的心理、生活习性和性格。
相声不是农民的艺术,不是文人的艺术,更不是贵族的艺术,它甚至也不是工人的艺术。相声不管从哪里取材,它最后都要回到为市民取乐这个根本点上来。相声歌颂不了英雄,相声也不能揭批坏蛋,相声就是适合说些个小市民、小人物的故事,把他们身上那些无伤大雅的人性的弱点抖落抖落,却又不至于伤了台下观众的自尊心。好的相声段子都脱不了这个“俗”。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我们人为地通过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从城市中消灭了市民阶层,人都被圈到单位,成了公家人。公家人是国家的主人,神圣得很,不再是相声里的人物。也不再有什么人性的弱点,要不就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要不就是落后的反动的封资修思想,对前者要歌颂,对后者要批判,于是就有了歌颂相声和批判相声。相声极力想摆脱市民气,极力想脱“俗”,极力想挤进先进、高雅的艺术行列,极力想成为一个一个中心任务的便捷工具,相声当然就越来越不好玩了。还有,相声演员也都成了公家人,说相声也就成了说公家话,公家话有专门的人写,专门的人审查,相声演员背就是了。哪有什么见机行事、临场转圈、急中生智的事啊。相声演员成了教育者、宣传员、一心想的是别说错话,幽默艺术所需要的自由无羁的心境荡然无存。说实话,相声能延续到今天,已经是幸运了。郭德纲听我把这一大段说完,表情已经很凝重了。我又说,其实你郭德纲今天的红火,固然有你郭德纲的才华和努力,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个国家又重新出现了市民社会,相声作为一门市民艺术所必需的那些社会条件正在恢复,你郭德纲所坚持所努力的方向同这个社会大方向一致了,所以你成了赢家。郭德纲说:“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成。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郭德纲率领他的德云社从南城天桥乐茶园“北上”解放军剧院。晚上九点半结束演出,结果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返场谢幕二十多次,加演至晚十一点半。中国相声的复兴,就是这样从一位传奇人物的故事和传奇性的演出场面开始的。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还有这些观众,都已进入中国相声的历史。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段是由一群真正热爱相声的人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