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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从相声阵地的建设层面考虑,北京这一南一北的演出场所风格各有千秋。
个人感觉,作为老北京人可能更偏爱于天桥乐茶园,虽然有些混乱,而且时间坐长了还会感到很冷,但那种似是而非的嘈杂和特有的朴素气息可能更贴近我们的生活。相比解放军剧院、长安大戏院、天桥剧场等文化艺术观赏之地不需要那么正襟危坐罢了。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
从老北京的见闻和掌故中知道,过去旧社会的天桥一直就是三不管地带,虽然人流熙攘,但龙蛇混杂,五方杂处,很多营生被视为“下九流”。说书、唱戏、杂耍、贩卖、小吃等买卖生意都很多,并不仅是常说的“天桥八大怪”之流。即使现在老北京的天桥已旧貌换新颜,味道今非昔比了,但我想郭先生选中这个地方作为德云社的发展基地,除了经济因素外,大概最看中的就是这个地界的历史文化渊源吧。当然德云社也曾在广德楼等老戏院演出过,但我是第一次从这里开始关注他们,所以感情就深一些。因此对于近期德云社是否应改变演出场所的讨论,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相声艺术一直扎根于大众,是朴素的平民化艺术形式,需要与听众保持近距离的接触,从而让台上和台下保持经常互动,这样相声的“现挂”才有意义,才有营养的源泉,尤其是表演“腿子活”类,或者化妆类相声时,这种上下距离感的演出效果就更不可小视。而天桥乐茶园的布局设置目前是比较符合的,所以在没有找到更理想的演出场所,我觉得还是不变为妙。
设立在东城区文化馆二层的“周末相声俱乐部”本人只去过一次,不知道最近是否有变化了。布局基本合理,就是表演的台面大了一点,而且后幕布置的太素了些。当然根据每个观众的口味不同,倒也不是什么缺陷。
如果是相声的老观众,应该有明显的感觉就是南北两地表演场所的风格差异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在深层次上的取舍,即传统活与现代活的取舍上存在差异,而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相声艺术中“京派”和“卫派”门户之见和派别之分导致的,后面还会专述。俱乐部的演出曲目更多地走新相声为主的路子,而德云社大多是传统活当家。差异感尤其是在“倒二”和“底”的部分。当然对于两种风格到底应该怎样结合的问题,很多前辈艺人和爱好者都认为相声艺术必须结合时代,不断推陈出新才有出路。想当年侯宝林、罗荣寿等前辈相声艺术家们发起成立相声改进小组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所以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我在这里表述这个差异,目的就是要说明个“怪”字:北派新人频出,其相声段子结合时代,符合潮流,但演出后现场效果好象一直无达达到南派在传统活的基础上不断挖掘现代元素的改进效果。我想除了是个人艺术素养的问题,令人疑惑的是这两条路究竟哪条路才是相声艺术不断发展前行的方向呢?
那么从后备力量、表演的格调等方面我们再做个比较。
南北两家均走老中青三结合的路子。方式都正确,两者差别不大。
说说后备力量中几对新人组合。北派的“武力(李)组合、贾琏(连)组合”和南派的“合(何)理(李)组合、曹刘组合”是新人中比较打眼的几对。“武力组合”的《声讯电话》和“合理组合”的《我要幸福》都上过电视也都上过剧场,同样是新创作的段子,同样都是小人小事上做文章,但后者比前者的反响似乎热烈许多。最近不管是晚会还是曲苑杂坛上也常看到“贾琏组合”,也听俱乐部的朋友说过这对组合。但他们的段子留给我的印象都不深,远没他老爸当年说时代相声《华山群英》的反响热烈,倒是和莫老先生配双簧的张志强留给我的印象颇深。而“曹刘组合”的《大娶亲》和著名“腿子活”《黄鹤楼》,无论从表演的把握上、人物的拿捏和与时代相结合的程度上都略胜一筹。当然也有人说过曹云金的舞台控制要再稳一点,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淀,再从“不随便”到“随便”。这是行家的观点,说到了点儿上。
再说说我看好的两个人。俱乐部的刘颖和德云社的高峰。李颖是李金斗先生的长徒,自幼在北京曲艺团坐科学艺,曾和于谦搭档。听说后来去了日本,后来回国后已经多年不说相声。曾凑巧听过一次他和师傅合作的《黄鹤楼》,其台风稳健潇洒,给人的感觉挺舒服的。但每次在网站上浏览水牌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有潜质的演员不常上台,其原因就不得而知了。而高峰是范振钰的高足,看他使过很多传统活,味道很正、很足也比较瓷实,捧、逗、腻缝功底都不错。个人觉得,目前所欠缺的主要是两点就是相声相和为其量活的人。关于“相”的问题后面再说,这里我的意思就是,相比成为后来逐步成为相声名家的人来讲,高峰的长相显的过为俊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缺一个好量活的。德云社不少前辈都曾为其量活,只觉得同辈中徐德亮的方式比较适合他,能够托的住,而目前的新搭档李根看上去台风还算稳健,但与高峰的配合不够热烈,缺乏互相调动,不够“七分捧”的分量,还需要不断磨合或另寻他人。
最后说说南北两派最明显的差异,还是在“抓哏”上。老先生我们不妄加评价,主要是中青年演员差异是比较大的(这里对每个人的评价仅是个人观点)。俱乐部的演员都比较适当,但一般产生共鸣较少,而且“外插花”不多,基本上表演中规中矩,有点“学院派”的味道。而德云社“坏、卖”风格比较突出,还是老问题,“荤口”较多。这与德云班主郭先生的表演风格不无关系。开始笔者心存疑惑,虽然说理不歪笑不来,但经常拿别人老家、媳妇、残疾人、生理缺陷等来抓哏,总是给人感觉不舒服。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象“打哏”(如口吐莲花、拉洋片等)和“子母哏”(如学聋哑、学四相)的部分活不经常排演上台的原因吧。尤其是德云社新年解放军剧场专场演出那次,在视频上看到郭先生的22次返场中,很多小段都有上述之嫌。
侯宝林大师曾经有一段忠告与期望,其中论及了他关于“荤口”的想法,我想大家都来听听:“……当时说相声的,如焦德海、刘德智、张寿臣、陶湘如等都是杰才。他们也在地摊儿上说荤相声,但在电台和舞台上大都不用脏口(当然,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指定要听荤的,艺人惹不起,偶尔说一两段也是有的)。过去的相声有不少是荤的,即使是素的,内容也有“臭包袱儿”。有人专爱用“臭包袱儿”,因为容易讨好。但也有人不用“臭包袱儿”,朱绍文(穷不怕)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所以他周围的艺人和江湖术士都尊敬他,称他为“穷爷”。朱绍文以“沙书”(白沙撒字)出名,从记载上看,他说相声的本领不如后人李德锡、焦德海、张寿臣,也不如他的上辈、被誉为“风流词客”的马麻子。道光年间的“风流词客”,同光年间的“穷不怕”,他们所说的相声,称的起是雅俗共赏。还有一位六十年前的相声艺人陈荣起,他自幼在北京学相声,后随聂文治、焦少海、陈子泉去张家口怡和市场内相声场子说相声。他逗哏时不骂人,捧哏时怕人骂。他尤其讨厌《牛头桥》那段相声,有一次他捧完那段相声说:“你们骂人和挨骂都那么自然,就不嫌难受吗?说相声上骂三辈儿,下骂五辈儿。连地下的祖宗也不能安静地躺着,不就是为混口饭吃吗?我不干了!”他饿着肚子改学评书,后来终于成为有名的说书先生…….”。
我想这段话大家都应该明白,相声艺术是平民化艺术,所以必然存在“荤段子”,如果想全部净化干净也根本不现实,因为现代人内心多少都存在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会有损相声创作手法,但运用手法一定要“慎用”,从而才能“善用”。说到这里,我们知道天津的少马爷说过一个段子叫《摸摸涮涮》,那就是一个善用荤口的例子,其实到那个程度就足够了。(文:徐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