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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哥常宝堃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
记得一九四九年七月,大哥光荣地出席了第一次文代大会。会后他回到天津,家人团聚一起听他绘声给色地述说见到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的动人情景。他说着,情不自禁地喜泪横流。是啊,象他这样饱经风雨、走过坎坷道路的人,被作为人民的艺术家请来开会,怎么能不使他内心激动呢!
一九二一年四月,宝堃出生在张家口。他幼年学艺,从小就聪明伶俐,招人喜爱。刚满六岁,就手提装水的破铁筒,冒着口外的寒风,跟着父亲流浪街头巷尾“画锅”变戏法,围观的人们身穿棉衣、老羊皮袄揣着手,可是他却光着突露肋骨的小脊梁表演“翻膀子”,两手攥紧一根小棍儿,从前胸硬掰到后背。他的小脊梁冻得发紫,小脸儿冻僵,小嘴儿索索发抖。年迈的老大娘看着孩子心疼地说; “快把膀子放下来吧!”还有人质问我父亲:“这不是你的亲孩子吧?”宝堃翘翘起大拇指说:“这是我的亲爸爸,没错儿。”他的话引起人们一阵辛酸的笑声。接着,爷儿俩说上一小段相声。每次都是变一套,说一段,久而久之,群众渐渐地熟悉了他。口外是蘑菇的产地,人们喜爱地叫他“小蘑菇”。由此,小蘑菇使成了他的艺名。
宝堃自幼记忆力很强,父亲怎么教,他都能一字不错地记住。父亲原是学京戏的,他叫常连安,就是排的“连”字辈。后来因为倒嗓,声音失润,才改行变戏法。对于相声,他当时是门外汉。可是看到宝堃说相声比变戏法更灵,也更吸引观众,便带他返回老家天津,投师访友,结识了老一辈的相声艺术家张寿臣先生,由张先生收下宝堃做徒弟。后来,父子俩放弃了戏法,走上舞台正式说相声。那时候宝堃口齿清脆,童声洪亮,站在凳子上表演,年龄还不满十岁。
尽管小褂儿换长衫,地摊儿变舞台,可是相声艺人们在政治上丝毫摆脱不了低下的地位。宝堃跟着父亲出入深宅大院、高楼广厦,为有钱有势的人们走堂会演出,常常遇到叼着雪茄烟的老爷、阔少们用烟头在他光头上燃烫取乐。剥削和凌辱,在宝堃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刻上了烙印。对于这一切,他虽然怒在心里,可是为了糊口,还得忍气吞声,笑在脸上。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啊!
宝堃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和赵佩茹同志搭档合演,这时他已经学会不少传统相声。有人夸他是“天才”、 “神童”,其实根本不是,这我最清楚。追忆他勤奋学习、苦练业务的情景,历历如在昨日。那时他整天忙碌着赶场演出,时间很紧。每天一大早起来便冲着墙背诵贯口活,练吐词咬字,唾觉前叨咕着台词,走路也想着台词。他在电车上背词儿,不知有多少次坐过了站。有时候,吃着饭停下来,凝神思索着,筷子掉在桌子上还不知道。妈妈理解地说:“宝堃,先吃饭,别背词儿了!”由于过度的劳累,又不懂科学的发声方法,他的声音渐渐沙哑了。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吐口白沫带有血迹,我喊着:“血!”他若无其事地笑着跟我说:“话过千言不损自伤嘛!”“干咱这行,要学惊人艺,须下苦功夫啊!”
那时候,我大哥虽然不曾认识到相声必须改革、创新,但却懂得迎合“潮流”,这“潮流”里边就包括了人民群众的需要。记得我八、九岁时,有一次随他演出之后,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个乞丐在商店门前敲着牛棒子骨唱数来宝。他停了步,聚精会神地听着。随后,他把这个唱数来宝的让到家一起吃饭,说要和他交个朋友,约好时间请他每天到家来即兴唱几段数来宝。唱数来宝时,他是那样入神地听啊!学啊!他送给这个唱数来宝的一些衣服和钱,真的成了好朋友。过后我才知道,这是他编演相声《改良数来宝》的生活来源。《改良数来宝》曾录制了唱片,一直保留到今天。
宝堃同志成长在劳苦大众之中,他爱劳动人民之所爱,恨劳动人民之所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因为编演的相声节目触犯了日寇、汉奸、伪警察,给他带来了不幸的遭遇,曾经两次被捕,一次遭受毒打。
他第一次被捕,是在日本投降前夕,大约是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间。这时候日寇为了强化侵略战争,强迫老百姓献铁献铜。当时他演了一段传统相声《耍猴儿》。在这个节目里,他加上一投观挂的词句。因为耍猴要敲锣,他向捧喂的说:“咱俩耍猴儿的话,我得用嘴模仿锣的声音了。”捧哏的问:“你的锣呢?”他说:“我的锣献了铜了。”这一来可捅了马蜂窝,第二天,他就被敌份警察局扣留了。
第二次被捕,在这之后不久,是因为演出了讽刺敌占区物价飞涨的相声《牙粉袋儿》。这个段子是我二哥常宝霖写的,在北京演过。宝堃知道了这个段子,他要了来加以充实修改,在天津庆云戏院又演了。相声里说的是随着日本鬼子搞的一次又一次“强化治安”,每袋洋面一次比一次落钱,不过袋儿小了一点儿,多大袋儿呢?也就跟牙粉袋似的。由于这个段子狠狠地打中了敌伪的要害,他下场后,又一次被抓走。
还有一次,他针对伪警察敲榨勒索老百姓的罪行,自己创作了一段相声《打桥票》。在当时演的时候,效果相当好,因为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 “打桥票”是什么意思呢?桥指的是天津的解放桥,因为是在法租界里,当时叫法国桥。桥上有几个警察轮流站岗,凡是过这个桥的人,都得给他们送点钱或者东西。不然的话,你是过不去这桥的。
这段相声演出后,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那些伪警察知道了,便约了一帮人张牙舞爪地跑到剧场寻衅闹事。进了门就叫;“小蘑菇,听说你有个新节目啊,给我们演演!”跟他们怎么说也不依不饶,非听《打桥票》不可。这几个警察坐在离舞台二、三米远的包厢里,说这段相声的当中,其中一个楞把茶壶飞上舞台。接着几个警察都上了台,把我大哥拉到后台毒打了一顿,而又给他定一条规矩:他只要通过这个桥,就得给这几个警察鞠躬,不是让他道歉一次,而是要他永远道歉。这件事更激发起我大哥对侵略者及其帮凶的刻骨仇恨。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宝堃也曾写过一些比较好的相声段子。譬如上边提到的《改良数来宝》,就是讽刺有钱有势的人如何挥霍奢侈,同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国民党也曾侈谈什么“文艺改革”,还曾经威胁利诱他编演讽刺共产党、八路军的节目。宝堃斩钉找铁地回答: “我编不出来。”
从旧中国暗无天日的生活中过来的人,深深感到新中国的温暖。解放后,宝堃参加了讲习班学习,被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他有着强烈的翻身感。经过学习,接受党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他时常说; “现在我们是国家主人翁了,要更钻研业务,好好为人民服务。”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后,他对我们说:“这次大会给我们提出个问题。”我问:“什么问题?”他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当时我并不很理解他的意思。过后,从他的工作实践中,找到了答案。他在相声艺术上更加自觉地、勤奋地探索创新、改革的道路。他幼年失学,写字困难,便刻苦学习文化,文服一切困难,坚持编演新节目。他根据传统相声《打灯谜》改编的《新灯谜》,热情地歌颂了工农兵学商新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生动地表达出他在新社会的亲身体验和深切感受。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之后,宝堃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文艺分团。他报名时说得好:“抗美援朝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我们人人有责任,我虽然不是拿枪的战士,但是我可以用相声去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也是间接打击美帝国主义嘛!”在朝鲜战场上,他不避艰险,不顾劳累,只要战士们喜欢,他就演,喜欢听几段他就演几段。在慰问团胜利返回祖国的途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在朝鲜沙元里这个地方,遭遇到敌机空袭,他不幸中弹牺牲。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的时候,他才刚满三十岁。
宝堃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相信熟悉他的观众和听众仍然还会怀念他。为了纪念他牺牲三十周年,天津曲协决定编选出版《常宝堃相声选》,在搜集、整理这些相声段子的过程中,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我们表示感谢。作为一名光荣的文艺战土,我决心学习大哥的革命精神,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相声艺术事业上,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