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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老实话,我过去对搞传记文学并不怎样热心。因为常常听到人们对某些艺术家传记的一些议论。我想,如果传记过于象一个个明亮、考究的房间,到处光可鉴人,连一粒灰尘、一线阴影都没有,便很容易引起见多识广的聪明读者的疑惑,而这对于作者来说是有点尴尬的。
但它既然是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就不同于履历介绍,不是单纯的史料。怎样才能做到既真实,客观,又是文学呢?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一直望而却步。
写这部“别传”,原出于对相声艺术和马三立先生独具魅力的表演风格的浓厚兴趣,当时又恰逢天津市文联主办的《艺术家》杂志创刊,需要一篇具有全国影响的天津艺术家的传记。这样,原动力和去路都有了,我就情不自禁地举步上路了,一走就是三年光景,从1987年夏天到现在。
象许多人一样,我很早就喜欢听相声,对马三立先生的节目尤为入迷。寒窗苦读期间,对他那时经常上演的新老段子的熟悉程度绝不亚于老师严令背下的课堂学业。我十几岁时,还客串过他的代表作《卖挂票》,合作者是一位艺龄、年龄都大于我的年轻老手,他大约看在我同时又是个戏迷的缘故,完全不顾砸了牌子发扬风格主动充任捧哏的角色。那次冒险的体验早已随着岁月的消逝而模糊了,但直到现在,一回想起来还觉得后怕,觉得当年的自己非常陌生非常勇敢不可思议。
我在生活中结识真正的相声演员却很迟,不知怎么总是没有合适的机会,这使他们在我眼里很长时间都保留着几分神秘。后来,机遇终于来了,接触的第一位竟就是大师级——马三立先生本人,一下子补偿了好多年的遗憾。那是1987年5月。天津市文联组织文艺界人士赴大港油田参观慰问,我们一起度过了四天集体生活。他那时已然年逾古稀,被人们习称“马老”,常穿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戴一副镀金框架的眼镜,面容和善,文质彬彬,如果不是特征鲜明的相貌不易于“保密”,是很容易被人们当作一位体质文弱而又精神矍铄的老年学者的。他的步子很轻,声音还有些低沉、沙哑,却走到哪里都会激起笑语欢声。寥寥数语,似不经心,有时还显出对人们的大笑很意外很吃惊很不理解的神情,人们就更乐不可支了。
经过最初的接触,观察,他的幽默与文静,活泼与平和,敏锐与敦厚,就从不同的方面给我留下了生动的印象。他极富盛名,却不端架子,不露锋芒,偶而在机敏、狡黠的微笑中还透出一丝无奈的意味。他象是一位饱经沧桑、走过漫长、艰辛的人生旅途,已经很疲惫、很炼憔悴的老人,却仍然有兴致和心境给世人讲笑话。这就是他的独特魅力吗?
一天清晨,我利用早餐和出发前的间隙去拜访,他正独自在夜房里默默地吸烟。我提起他头天晚上在慰问演出中说的单口笑话,并且一再渲染自己大笑不已的兴奋,他的表情依然平静、谦和,聊过几句,就下假思索地顾口又讲出一个内容类似的笑话,而且是他与—位大名鼎鼎的京剧演员打交道的亲身经历。我再一次被触动了,不禁想,这位体态单薄的老人胸中蓄有多少笑活,又有多么丰富而不寻常的经历!
就在那次接触中,脑海中跳出了写一写这位大师的念头。
回到天津,我连夜就那次交谈写了一篇不长的文章《找“哏”》,在天津日报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