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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像生”是以学“吟叫”为主的一种技艺,除到元代演变成为唱曲儿“货郎儿”外,在民间也还有沿续宋代摹仿“吟叫”的技艺流行;在发展过程中,与宋代的“百鸟鸣”、“学乡谈”结合,形成一种摹仿各种声音的口技。至明代使各种口技形成一种结合体,就是后来称为"隔壁戏"的技艺。如沈德符在《野获编》卷二十四“李近楼琵琶”条所记:就师绝艺所萃......一日,同社馆东郊外韦公庄者,邀往宴集,诧谓余,有神技可阅。既酒阑出之,亦一瞽者,以一个屏围于座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贩姜邸中,为邸主京师人所赚,因相殴投铺,铺中徒隶与索钱。邸主妇私与徒隶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妇,其声嘈杂,而井井不乱,心已大异之。忽呈解兵马,兵马又转解巡城御史鞫问。兵马为闽人,御史为江右人,掌案书办为浙江人。反复诘辩,种种曲肖,廷下喧哄如市,诟詈百出。忽究出铺中奸情,遂拖夹拶诸刑,纷纭争辩,各操其乡音,逾时毕事而散。
这种身坐屏围后的瞽者表演,虽然具有一定的故事内容,但在情节编排上,明显的是以口技为主,实际是多种口技的结合。
至清嘉庆间郑醒愚所编的《虞初续志》卷七中,亦有此技。为:扬州郭猫儿,善口技,其子精戏术,扬之当事缙绅,无不爱近之。庚申,余在扬州,一友挟猫儿同至寓。比晚酒酣,郭起身请奏薄技。于席右设围屏,不置灯烛,郭坐屏后。主客静听,久之,无声,俄闻二人途中相遇,揖叙寒暄,其声一老一少。老者复力劝数瓯,遂踉呛出门,彼此谢别。主人闭门,少者履声蹒跚,约可二里许,醉仆于途,忽有一人过而蹴之,扶起,乃其相识也。
可见由明至清此技不衰,清初有《百戏竹枝词》,记述康熙时京都百伎情况。在“口技”条前解释为“俗名”象声。以青绫围,隐身其中,以口作多人嘈杂,或象百物声,无不逼真,亦一绝也。后有诗曰:“围设青绫好隐身,象声一一妙于真;谁知众口空嘈杂,绝技曾无第二人。”又据道光年间抄本《燕台口号一百首》中,也有“漫说南人辨北音,瞽儿词调未分明;张来布幔藏身处,板凳安排听'象声'。”的诗句。实际这种“象声”在许多地方都曾出现,如上海、杭州、成都、重庆......乾隆时翟灏在《通俗偏》中,则说:“今有相声伎,以一人作十余人捷辨而音不少杂。”从这里看《通俗编》所说“相声”与《百戏竹枝词》等书所记“象声”,实是一物,只是同音不同字,可见当时是“相声”与“象声”互通。至近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有“口技”条云:口技为百戏之一种,或谓之曰口戏。能同时为各种音响或数人声口,及鸟兽叫唤,以悦座客。俗谓之隔壁戏,又曰肖声、曰相声、曰象声、曰像声。盖以八仙桌横摆,围以布幔,一估藏于中,惟有扇子一把,木板一块,闻者初不料为一人所作也。
同书还有“京师有象声戏”条,记载与此相似,说明这种以口技为主的“象声”,在民间广泛流传。当然,除这种口技与故事结合的“象声”外,继承宋代“百鸟鸣”式的摹仿各种飞禽的口技,也仍在各地存在。如乾隆时诗蒋士铨在《忠雅堂诗集》卷八中,有“京师乐府词十六首”,其中在描绘“像声”以外,还有学飞禽的口技存在。至清末北京有“百鸟张”出现,使这两种技艺趋向合一。在张次溪的《人民首都的天桥》中的“天桥人物考”中说:百鸟张原名张昆山。辛亥年间在天桥及什刹海等处,单人独技,露天拉场。开演之时,佐以手式,或用手掌自抚其口,或用指自按其腮。观众闭目倾听,如入羽族之市。开演之先,他用白土洒字,将所学的鸟类,就地书明,以招顾客。学鸟声之外,更能效人之语声,工《醉鬼回家》、《五子闹学》诸出。
虽然,在该书中也说“据故老相传,百鸟张是一位善于自夸的人,他尝自称,是会飞的一概能学,及至一场儿活下来,亦不过三五种而已”;但这种自作招牌的宣传,也说明在当时却有将“学飞禽”与“象声”合演的迹象。在该书中介绍相声时云:早年北京讲究明相声、暗相声、单春。明相声者,如《八扇屏》、《出灯谜》、《对对联》、《说绕口令》;暗相声者,是用帏(巾莫)遮盖,一人入内能学多人声音。所学者职《五子闹学》,能学出五六人之语音;又如《全家欢乐》能学出男女老幼小孩之音;再如《醉鬼归家》、《夫妻吵嘴》皆能形容,惟妙惟肖,更有推水车、轧狗、遇叫驴等艺。一人能学种种声音,最好者为鸡叫狗咬、小孩哭、听者皆当捧腹大笑。以上之明暗两种,五十年前,以人人乐、百鸟张为最擅长。此书写于1951年,对清末相声情况,是以今人称谓论述,著名相声家张寿臣先生在《早期的相声》一文中说:光学鸟叫并不能占用很多时间,挣不了多少钱,所以一般演员就在表演口技之前,说段笑话逗哏凑乐儿,有时也反口技和笑话掺在一起表演。像当时演出的《五子闹学》、《醉鬼回家》等节目就是这么演法。张先生的介绍,说明隔壁戏、口技发展到清代末年,出现在表演之前先说笑话的现象,虽然这时的隔壁戏还叫"象声",但在表演中已包括说笑话在内。笑话上溯先秦寓言,从后汉的邯郸淳至隋代侯白,把这种笑话变成表演艺术。这些笑话被记录就有《笑林》、《启颜录》等笑话书出现,这类笑话书一直在民间传播;至唐宋出现的关于文人轶闻的笑话,也是在这种民间笑话的影响下,成为文人之间的谈笑内容。这些内容在当时被记录在许多文人的笔记中,实际也是《笑林》《启颜录》等书的继续发展。至明清两代出现许多专门辑录笑话的书。如江盈科的《雪涛谐史》、赵南星的《笑赞》、冯梦龙的《笑府》、石成金的《笑得好》、小石道人的《嘻谈录》、游戏主人的《笑林广记》等,也都是作为辑录民间笑话的专集。但这些专集中的笑话,也不断被作为演出的底本。沈彭年在《闲话相声》一文中说:王利器先生选辑的《历代笑话集》中,有《笑得好》一集的一百六十三则笑话,特点是若干则笑话附有说演提示。例如《看写缘薄》,描写一势利和和尚看一军士写缘薄时忽喜忽恼的丑态。军士提笔写了"总督部院",各尚以为是大官私行,惊惧跪下;军士接写“左营官兵”和尚一恼,立起;军十写“三十”,和尚以为是银子三十“两”,又跪;谁知却是三十“文”,和尚又变恼。